裁判要旨

汽车销售者对所售汽车的车型、价款等信息应向消费者履行全面、透明、确定的告知义务，并对其是否履行告知义务承担举证责任。车型约定未明确并产生争议的，应对提供格式合同的销售方作出对其不利的解释。

案情

2015年1月1日，原告顾利琴与被告森丰盛达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一份。合同中填写有：车名“锐志”，车辆价格“251800元”，应付款合计“261800元”；选装选购明细一栏中写有“一键启动、原厂导航”。当月8日，原告付款完毕。当月13日，在交车过程中，双方因车型问题发生争议。原告认为其选购车型为锐志2013款2.5V尊锐版，指导价为259800元，该车型自带一键启动；而被告则认为原告选购车型为锐志2013款2.5V尚锐导航版，指导价为251800元，该车型无自带一键启动需加装。对此分歧，被告称系因销售员的疏忽而没有在合同中写明具体型号，但根据合同上的厂商指导价“251800元”可以确定车型。对于261800元购车款的构成问题，原告表示合同中未注明，被告也未告知。而被告解释称具体组成为：车架221800元、购置税18957元、保险费8609元、服务费6210元、一键启动费6224元。被告还称，汽车厂商的车辆指导价都是一致的，但销售商对车辆的让利不同，被告交付原告的车辆让利3万元，即厂商指导价251800元，实际销售价为221800元。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由被告返还购车款并承担相应利息损失。

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被告作为汽车销售者，其向消费者提供的书面合同条款应当全面、透明且确定，应对合同标的物的型号、价款等重要内容进行详尽、具体的表达，以便消费者作出选择。案涉汽车销售的空白格式合同中的手写内容由被告方书写，但其未写明所购车辆的具体型号，对涉及合同标的物的重要条款内容未能予以明确。同时，该汽车销售合同中选装选购一栏载明“一键启动、原厂导航”两项内容，而可以具备该两项内容的具体车型存在多种选择。在双方对合同条款存在不同理解的情形下，应对作为格式合同提供方及合同书写方的被告作出不利解释。双方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的应付款一栏中仅载明车辆价格251800元、合计261800元之内容，而并未明确注明厂商指导价，且根据被告关于汽车销售商存在不同程度让利及案涉车辆价款的具体构成之陈述，被告实际销售案涉车辆的价格并非合同载明的价格，合计总金额中所包含的其他各项费用亦未能在该合同中予以明确，故根据合同上的车辆价款并不能确定具体的车型。

综上，法院判决支持原告诉请。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1.汽车销售者负有就车辆信息向消费者进行告知的义务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和第九条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与此对应的是销售者的信息告知义务。在信息不对称的交易双方当中，销售者掌握着更多的产品资料，是处于优势的一方，基于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具体规定，这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在销售合同当中，标的物和价款属于合同条款的核心内容，如果双方对此没有真实的合意，则合同基础并不牢固。本案中，合同对汽车的具体车型和总价款构成的表述非常简单笼统，这与被告不规范、不诚信的销售行为有直接关系，况且对于合同不明确的原因，被告也承认是因为销售人员疏忽所致。从被告的实际过失和合同形式上的瑕疵综合判断，其未尽到合理的告知义务。

2.汽车销售者应对其是否履行告知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从权利义务关系的法理和法律要求的角度来看，法律关系中承担具体义务的主体要对其已经履行该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在合同签订过程中，经营者必须要将相关信息全面、明确地告知消费者，以保证是在公开透明的前提下形成合意，同时还要能提供证据对此加以证明。从风险控制理论的法理基础分析，提供格式合同的经营者应承担更多法律上的义务。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往往相较于另一方，具有更明显的专业优势，相应的风险控制能力和举证能力也更强。因此，法律对其设定了更严苛的证明要求，对其证据的审查也更加严格。对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就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3.未履行告知义务的销售方应承担的责任形式

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并不是以实际经济损失为前提，只要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没有履行，消费者购买一件“意想当中”商品的合同目的就无法实现，销售者的责任即已产生，因此消费者有权要求解除合同，进行双方返还并由存在缔约过失的经营者承担相关损失。此外，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如果经营者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已经达到了存在欺诈之嫌的，消费者还有权主张“退一赔三”。